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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态度比较潇洒，只要生活能过得去就行，农业上能收多少算多少，打工能挣多少算多少。这与深度贫困农村的社会观念有关，他们并不认为金钱是最重要的，……
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即使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也在为后来的中国工业化的起飞留下了宝贵的种子。今天在我们感恩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的时候，应该认识到，工业化的起飞是在经历了四个四十年的长期滑行之后才实现的。
生活噪音、商业噪音110管，工业噪音环保部门管，噪音污染防治法和各省制定的条例都有明确。同样的情况还有九小场
今年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年份，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的发展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所以十九
客观地说，过去一段时期跟从前几次周期情况比较，可能我们在宏观谋稳定这一方面做的很充分、有效，但是在效益充分发挥这一块上，我觉得还有待完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针对限制经济潜在增量释放的关键领域的改革，我觉得还不够。
12月18日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不仅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也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
好事多磨，在解决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之初的“三个问题”后，事情并没有结束，浙江大学一位民主党派校长给朱镕基总理写信说，杭州湾跨海大桥选址有问题。信中反映，这个大桥的选址破坏了周恩来总理选定的钱塘江潮汐发电的地址……
就在此次挂职中，我看到了美国对于中国的警惕和防范，体验到了霸权国对挑战者的刁难，这种刁难甚至到了极其可笑的地步：他会进行莫名的搜查、盘问和骚扰。从那时至今，我因此得以两度面对FBI便装职员的“交谈”，无论是免费的咖啡，还是免费的午饭，又或者是免费的取消了我去美国的十年签证。
美国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继续从中国进口，老百姓对这些产品要增加25%的价格，家庭生活支出要增加，剩下可以买国内制造业产品的可支配收入就会减少，造成失业率增加。另外一种选择是……
我们在调研中常听到干部讲：检查的人多了，干活的人少了；告状的人越多，干活的人越少。原来的主要倾向是乱作为，现在的一个倾向是不作为。怎么短短时间内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显然是监督多了、制约多了，他们的顾虑多了。
过去40年，中国强力推行教育改革，从恢复高考到高校扩招，从减负运动到素质教育，从建设“双一流”到推进教育公平，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但也留下诸多后遗症。 先进理念是一回事，利益分配则变成另一回事；出台政策轰轰烈烈，实际执行却我行我素。
中国改革开放究竟做对了什么？简单地用政府、市场等概念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改革本质是促进社会解放和公平正义。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一国两制的具体法制化，而没有一国两制，改革开放就缺乏杠杆支点与方向感。改革开放40年中的“一国两制”，成为邓小平“春天的故事”的华丽篇章，也是民族复兴与国家发展智慧的凝练及升华。
针对一家本港回收公司涉嫌违约占用政府公共资源谋取私利，我写了《屯门环保园为谁变废为宝？》，狠批环保署失察失职。结果见报第二天就接到朋友电话，问我：你不是爱国爱港媒体的吗？怎么最近老在骂政府啊？这家涉事公司老板可是建制派人物，你是不是疯了，还署真名。
直播只是推动乡村教育发展的一种可能，我们既要防范催化剂的副作用，也要寻找更多的催化剂和更多的可能，使得乡村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被激活。乡村教育改变的关键在于人潜在力量的激活而非技术的展演。
中国代表团到孟买，印度人问：“你们上海比孟买落后多少年？”代表团一听，傻了，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但还是回答：“落后很多年，等你们指导”。半年后印度代表团回访到上海，代表团团长掐自己的腿：“醒醒，这不是纽约，这是上海！”
距离下次2020年大选只剩13个月。谁代表党选“总统”将是未来5个月的媒体焦点。谁宫斗谁？谁又渔翁得利？讲宫斗就想到 —— 尔晴必须死！吞败的政党在找战犯，吞胜的政党也在找下一场选举的可能战犯，现下各方人马都在找尔晴。那么，到底谁是尔晴？
有学者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在处理“十三（五）岁现象”时所面临的困境，形象地比喻为“养大了再杀”“养肥了再杀”的“养猪困局”。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迫在眉睫。
现代快报12月13日消息，今年的12月13日，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也是全国首部国家公祭地方立法——《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施行首日。在南京全城人民沉浸在肃穆氛围之中，追思悼念之时，却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一名女子发朋友圈声称：“都在默哀，吓死我了，买点日货压压惊”。
抗战老兵们每当听说网络上抗战英雄被摸黑的事情，都会很愤慨。老兵们不后悔当年在战场上流血拼命，不后悔身上的弹片和伤疤影响了自己一辈子，却怕自己的奉献付出被扭曲、失去意义。
1999年时仅为15.61％，到2003年也只是26.74％。2009年，这一数字增长为43.26％，2011年为62.49%，2015年则进一步增长到90.54%（当年全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率为99.6%），2016年达到了92.48%。这些增长的背后发生了什么？
今年3月，湖北孝感一位女孩被犯罪嫌疑人黄某用剪刀挟持抢劫，并被强制脱光衣服，但因犯罪嫌疑人黄某未满14周岁，依法不承担刑事责任而无法立案。受害者的母亲痛苦地说：“我就不要什么赔偿了，我现在就要求他家孩子去坐牢，他们家孩子做出的事情完全不是未成年人作出的事情。”
从加拿大总理本人的角度，没有太多对华意识形态上的反感。但是从加拿大自身的角度又确实是中美谁都得罪不起。现在孟女士被扣事件恰恰一个特性就在于不论加拿大最终决定放人还是引渡，都将得罪“得罪不起”的两者中的一位。
大多数评论都在说，《狗十三》这电影是在控诉大人如何残酷地毁掉一个孩子的天真。如果说大人不理解13岁的李玩，那李玩又有替大人们考虑过吗？一个孩子并不能一直照自己的想法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任何人迟早都要面对自己不顺眼的世界。
从2016年以来两党的表现来看，民进党是应该输一些县市，从而受到教训。而国民党小赢，也同样有着继续反省的压力。但目前这种极其令人瞠目、超出两党表现的结果，则会令国民党自我感觉良好，民进党则不知道错在何处。
从最初单纯的互助经营想法到见证一个与初心渐行渐远的亮点工程崛起，阿勇百感交集：“合作社实际上都是国家拿钱贴出来的，但是这个钱所起到的效果并不大。国家现在是把一部分人扶持起来了，大部分人都没有扶起来，在原地踏步，一部分人甚至还在倒退。”
我在早年个别场合讲过“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现在我仔细考虑不能这么说。马克思研究的是英国，马克思说我研究的不是英国经济学，我讲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般规律，亚当·斯密也是如此。经济学，不能按国界分，我们要提炼普遍性。
我对朱镕基总理说：现在这个形势恐怕涨工资已不现实，是否可以增加节假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息机会，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种方式。同时还可起到调整经济结构作用，增加消费、旅游、服务业等三产比重。从现实情况看也不会影响劳动生产率，影响产品产量。
特型演员刘劲有点“闹心”。他率剧组赴延安拍电影，想拍摄再现1973年周恩来总理回延安时的场景，却发现当地已很难见到当年的黄土荒坡，在黄土高原更深处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外景地，不得已在后期制作时通过采取高科技手段处理，以达到所需要的效果。
这一次，民众是经历了两年多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带来的苦果，并由最有切身之痛的族群发难，效应才大幅扩散。在有心人从中作梗的状况下，维持正向的两岸关系，着实不易。更别说所谓有心人，还包含现在对中国大陆怀抱敌意的美国人了。
蓝绿体制其实是一种内耗而垄断的体制：由于内耗，而没有口径一致宣布“台独”的可能；因为垄断，也没有过渡到两岸体制的准备。许多人厌恶马英九说的“不统不独”，其实他只是抖出蓝绿体制的实情，那并非是什么主张，因为它毫无前景可言。
过去每到台湾观察选举，总有人振振有词地声称：大陆不民主，两岸不统一。仿佛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事实上台湾的民主既不能发展经济，也不能弥合内部分歧，还选不出优秀的人才，更不能令政党吸取教训，甚至腐败和裙带也一直都存在。
袍哥在四川分布非常之广，到底广到什么程度？有的说有一半的人是袍哥，有的人说2/3的人是袍哥。范绍增的估计，他说90%的成年男人是袍哥成员。在194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廖泰初发表了一篇英文论文，根据他的调查考证，他认为成年男子的70%以上是袍哥的成员。
在胜选背后，国民党中央仍要认清现实——选民是教训民进党，而非支持国民党。党中央没有提出让民众耳目一新的主体政见，选举过程中央也没有提供较好的选举策略，完全放地方选举人自生自灭，更别提部分高层在选战过程中的失言及失态，都是国民党要检讨及改进的。
现在的问题变成台湾是“绿头蓝身”，当局是民进党，地方是国民党。如果地方政府经济真的搞上来了，老百姓这一年生活过得好了，这个功劳到底是算国民党的县市长还是算蔡英文的？
我在台大参加与选举有关的研讨会时，发现一位台大的学生用的是华为手机。台大的学生比较偏绿，这人不用台湾手机，也不用美国手机，是会有一定压力的。我问原因，这位学生很平淡的说华为手机便宜啊。什么消费者忠诚度，什么价值理念，都比不上一个价格。
在民进党的价值观中， “台独”是目的，反核是神主牌，操作同性恋议题是手段，而媚日更是基因上的毛病。可笑的是，一路操作的“公投”到今天却成就了民进党价值观的全面败退，民进党被民众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
台湾岛内“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有人说，这是“网军”用假消息误导的结果。这个潮流的始作俑者，应该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16年，奥巴马主持了民主党败选总结，他认为因为外国政治力量借助社交媒体散布假新闻，才导致特朗普胜出。
在qq群、微信群里给孩子打卡完成作业，日益成为一些地区家庭教育的隐性负担，其中在幼儿园大班、小学一年级阶段表现最为突出。例如，英语每日发语音作业，在QQ群里朗读课文；孩子在校学习广播体操，回家复习后，还要在微信群里发视频汇报……
面对不一样的现实问题，学者的逻辑规则也不一样。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实事求是”派。今天我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该“鹰”就“鹰”，该“鸽”就“鸽”，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如果硬要概括，当代中国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鸽派或鹰派，而是龙派。
笔者自己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晚上睡觉时宿舍一关灯就开“恳谈会”，天南地北，国内国外，七嘴八舌。尽管都是女生，乱侃海湾战争也毫不含糊。但是台湾学生好像只关心电影、明星、时尚、大学的活动，偶尔听笔者讲和台湾有关的历史、国际事件，都纷纷表示闻所未闻。
年轻一代应该回顾过去，了解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中都取得了哪些成就。我希望年轻人能够理解国家的未来左右着你的未来。正因为此，我们应该感谢党，感谢中国政府，感谢邓小平，是他启动了改革。我们应该全力以赴，迎接新挑战。
蓝也好，绿也罢，如果无视这股“无色觉醒”，仍然囿于派系计算与党派之争，置民意于不顾，再深的颜色都不免遭到翻转。即使是此次大胜的国民党，如果错将对手的崩坏和民众求变的渴求当做自身的英明而不思革新进取，那么下一次失败又不远矣。
只挑最绿的农民聚落分析，国民党得票率还只差民进党6.4%，其余中部、东部本就中间偏蓝的农渔民就更不用说了。韩国瑜不是什么伟人或英雄，他只是找对了方法，将原本隐而不显的民意暗流挖掘了出来，也因为这股暗流是社会真貌，所以很快就震动全台。
民进党第二次执政，表现得甚至比第一次还差，不由得令人质疑政党轮替究竟有什么用？丢掉政权这样的教训都不能改变一个政党，还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令它们脱胎换骨。这两年多究竟发生了事，民进党究竟都干了什么而招致天怒人怨？
美日既没有原来那种意愿，也没有能力再来帮助台湾了，它自己本身的人才优势也没有了，更重要的是现在大陆崛起了，所以以后无论谁在台湾“执政”，他们都得接受一个事实：他们记忆当中那种对大陆有明显优势的时代结束了，而且是不可逆转地结束了，必须接受这个新现实。
韩国瑜出场后，现场气氛简直要爆裂。真是讲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大家就是把他当作心中的一切。对他的支持和爱戴已经到了非理性的程度了，此时我算是知道什么是震耳欲聋。“韩流”本质上是人心流，也难怪高雄这么绿的地方也能被他一举打破，其势难挡。
尖酸刻薄的Gabbana和D&G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整出的丑闻，用阿扁乱用的“罄竹难书”来形容，还是非常合适的。在这次辱华风波之后，Gabbana应能明白，时尚和政治并不是完全分离的两个领域，即使时尚追逐自由肆意，这自由或多或少受政治所规训。
中国电影正在经历一轮大洗牌，资本力量势必有所收敛，杨幂、吴亦凡们若不注重自身演技实力的提升，不仅被观众抛弃，也会被金主放弃。观众用真金白银的票房让市场明白：一部好电影归根到底还是要能打动观众，演员的演技更重要。
应该说眼前的蓝不是蓝，眼前的绿也不是绿。以前大家会集中到很大的阵营里去，但到了网络世代，大家比较喜欢跟自己契合的人在一起，所以你必须变成去跟很多的小众对话，而不是跟两个大众对话。我们在面对选民的时候，也应该去做更精确的分析和对话。
当时对政治有兴趣的年轻人，我相信在选择阵营的时候一定会选择国民党，参加之后就对这个组织有了感情，虽然它经历了起起伏伏，但对这个党还是抱有期待的。很多人喜欢骂国民党无能，但是骂完之后下一步是什么呢？改变最快的方式就是自己参与。
政治目标之间存在部分交叉因素，有的在一些社会和一些人中受到推崇，而在另一些社会和另一些人中不受重视甚至遭到排斥。我提出“终极目标”的概念，就是要试图找出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社会和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都接受的长远目标。
美方与其介入这次台湾的地方选举，还不如布置2020年的点火计划来得划算，“惊世奥步”在那时出现的可能性较高。但从这次选后到2020年之间，台湾形成朝野对抗的社会态势难以改变，“惊世奥步”虽然祸福难料，但执政当局似乎没有孤注一掷以外的选择。
过去陈水扁执政时也讲过“两岸一家人”，在民进党支持者看来，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听起来更刺耳。对国民党来讲，就是“九二共识”，两岸都是炎黄子孙。我走到基层，也有人在骂柯文哲，第一个骂的最多是老人年金、敬老津贴领不到了，第二个就是两岸政策，骂他反复无常。
这次台湾选举之所以冷清，民调可以解释一切：支持国民党和民进党的选民大幅减少，中间选民竟然超过两党支持者的总和。如果没有韩国瑜，台湾本次选举的投票率将低的惊人。台湾人民将以实际行动对这两大政党说不，对台湾的民主政治说不。
蔡英文选前说要改革，靠这个口号赢得了选举，理论上她的改革政策应该是赢得大多数人支持的，反倒是改革之后民调往下掉。这只能说明，也许她选前承诺的改革是那个样子，但之后具体实行时并不是当初承诺的样子，反而伤害了那些支持者的感情。
那时候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譬如说自由派大师弗里德曼，还有休克疗法的鼻祖萨克斯，到中国来推销他们在拉美的经验，就是价格改革必须一步到位。中国当时有的领导人觉得很有道理，宣布准备价格闯关，结果中央文件还没执行呢，老百姓全都去抢购，中国领导人立马表现了“摸石头过河”的智慧，马上就退回来了。
20世纪80年代，当宝钢建设暂停时，日本的设备供应公司要求中国赔偿，而中国企业认为日本公司要求赔偿不够友好，所以宝钢恢复建设时就“敲打”日本，把2050毫米热连轧机改订德国设备，这可不是一个小订单。后来，日本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商谈此事。
讲的夸张一点，大家觉得政治像粪坑一样。好好一个人，念书念得那么好，那么高的学历，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回来，然后往粪坑里跳，无论是谁都想把你拉住，这就是周边人对从政的看法，侧面反映了台湾的政治环境非常糟糕。
高雄县民进党执掌已经三十三年了，韩国瑜在凤山造势那么多人，是不是都是外地人？一位高雄阿伯回应道“不要再用这个眼光看高雄人了”，“这场选举，不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在选举，是高雄人跟民进党在选举啦”。这位前资深民进党员的“倒戈”说出了“蓝绿政治”中普通民众的心声。
我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往往交通不便，工作中在交通方面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笔者曾经调研的频临贵州望谟县城的一个乡镇下辖的行政村，许多村寨在高山上，即使只有几户，十几户人家，包村的乡镇干部也得经常去开会，做群众工作。
自主不是和开放对立的，越是开放就越需要自主，就好像一艘船行驶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你如果没有能量去驾驭这艘船，那怎么能够穿越海洋呢？开放性跟自主性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在我看来，今天所有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就是在开放条件下的自主性。
柯文哲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抢到很多泛蓝的票。未来如果国民党的“候选人”担任台北市长，跟大陆之间的交往一定持续进行，不可能说国民党“候选人”当选之后，把两岸之间的交流停掉。所以柯文哲这个选项在选举上来讲，对于国民党或其他泛蓝支持者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中国不是第一个发生这样的酒店品质问题的国家，但就当下来看，比起发达国家来说，新兴国家的酒店比较容易发生这类问题。我自己每年会海外出行考察10来次，像墨西哥的酒店，清洁人员是会经常偷钱的。
绿营肯定要在韩国瑜主张的“东西卖到大陆”这点上穷追猛打，企图将经济议题转回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然后据此号召全台绿营支持者站出来反蓝营。韩刻意回避政治意识形态的选举主轴，若能安然度过这一番炮击，乞丐支持者们的阶级战争，就等于打了胜仗。
中国所谓自然科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问题，有几项关键技术已经被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中国的科技水平究竟发展到哪一步，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还要多久才能取得突破，这些问题应由业内专家来做解释。而社会学科中能不能总结出几项赶超世界先进的标准呢？
我国酒店行业已进入高用工成本时代，酒店聘用一个正式员工的成本在6000元左右甚至更高（包括五险一金）。为了缓和经营压力、控制人力成本，很多酒店让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为了多赚点钱、多拿一份提成，客房清洁人员也尽量多做一些客房。
婚外包养关系是一种存在于道德边缘的亲密关系，是一种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现实关系。以婚外包养关系为棱镜，可以折射阶层、性别、城乡、地域、市场等社会结构因素对个人生活选择的形塑。大半年下来，我陆陆续续正式访谈了16位二奶。
当大陆经济崛起，在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觉得当中国人其实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们曾经辉煌过，也曾陨落过，但我们是一个跌倒了可以再爬起来的民族，是唯一一个五千年来历史完全没有中断的民族。
目前持这一看法的主要是一些来自西方学界和智库的中国观察家，另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政客和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人士。四处兜售这一观点的人士认为：通过向落后国家发放发展贷款，中国使那些国家落入了债务陷阱，由于债务陷阱的存在，那些国家将永远处于中国的控制之下。
以我实地在美国的观察，似乎外界高估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敌意。今天美国舆论最聚焦的话题有二：一是批评和否定特朗普，攻击他破坏美国的民主，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实力，是人民的敌人。二是攻击俄罗斯和普京，认为他操控了美国，破坏美国的民主。关于中国的书籍则很少。
我给邓小平做翻译的时候，他已年过八旬，但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毫无暮气，总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思考一些长远的问题。邓把很多问题想得很透很长远，而且总是自信地探讨、评论未来要实现的目标……
中美贸易争端是一场双边争端，虽然它具有全球影响力，但这些影响不见得都是负面的。事实上正如真正的战争一样，贸易战往往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的赢家不是争端双方而是第三方。
来大陆发展，千万不要自命不凡，要把自己在台湾的一些想法跟包袱都放下，重新来认识这个地方，然后在这里找到你的发展。我最常讲的就是七个字：进入、融入、找出路，还要“靠自己、接地气、不投机、重发展、促融合、赢未来”。
原本，法国与美国首脑在纪念“一战”停战一百周年范围内会见，气氛应该是友好的。但是，马克龙一提什么“全球治理”，特朗普显然就不耐烦了。而马克龙说，他要推动建立强大欧洲防卫，抵御来自俄罗斯中国甚至美国的进攻，这就更让特朗普深感受到“侮辱”。
今年我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个人认为，也许纪念改革开放最好的方式就是一起来回忆和思考我们的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事业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我第一次给他做英文翻译，是在1985年，当时他会见了一位来自非洲的领导人……
我们应清醒认识到现在的制造业还是以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源消耗型产品为主，附加值低、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少，在技术开发能力、高端产品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如何培育我们的优势产业？什么是下一个可能的世界第一？船舶制造应是最有希望的一个产业。
多年来，我从事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这项研究工作告诉了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越是接近成功，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反而会越多，风险会越大。一旦社会矛盾大幅上升，社会议题从专注生产转向瓜分成果，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往往就要功亏一篑。
2018年11月6日至7日，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在新加坡举行。在“对话基辛格：全球格局——回顾过去50年、展望未来50年”环节中，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与美国前国务卿、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名誉主席亨利·基辛格进行了对话。
中国正努力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外部环境中推动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它也在致力于向一个更具创新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转型。特朗普政府对制裁的随意使用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人们很难与一个忽敌忽友的国家进行交易定价。
在二战后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的美国政治中，新教伦理支撑的美国信念根深蒂固，年轻一代人质疑的是老一代人的统治能力而非体制的正当性。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中，世界上的几大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国家都在追问我们是谁。
美国变了，变得让人喜欢不起来。世界也变了，美国走向封闭，中国倡导开放；美国大搞单边主义，中国支持多边主义，还提出了“一带一路”这样的共同事业。所以欧洲面临着再平衡。
今天按照官方汇率计算，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一年新增的经济总量就有1.5到2万亿美元，大致每一年半就可以创造一个英国。中国已经是6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则更大。换言之，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上海的发展、浦东的开发开放需要建设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包括机场、深水港、电站、过江通道、高铁车站等。这些重大工程的建设有力地保障了浦东的开发开放和上海的经济腾飞。
出土资料证明秦始皇“书同文字”并非限于一般理解的统一字体，而是统一法律制度、名物称谓、专属用语的简称，即“书同文+书同字”，体现的是秦朝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特点。段玉裁对许慎文的注释割裂了许慎原意，不足为训。
“死亡”和“自杀”是在与老年人访谈时经常听到的词汇。尤记得访谈中遇到的一个70多岁老婆婆，她有三个儿子，现在老两口和儿子分开单过，主要靠自己种口粮田为生，当问及她今后的打算时，她随口说了一句：“真不行了，树丫子上挎着（即上吊的意思）！”
中美两国之间正在开启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美国希望改造中国，而中国则担心美国试图遏制自己的崛起。如果任凭中美冲突升级，全球经济与公共事务都会蒙受巨大损失。若要避免这样的结局，美国得明白几条道理。
一位负责技术研发的美国公司高管曾对作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已经不是那个在实力上与美国迅速接近的国家了，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已经与美国势均力敌”。因此作者弗里德曼认为这场贸易战是无法避免的。特朗普认为中国输定了，可果真如此吗？美国网友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召开由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交通部、水利部等相关省市和部门参加的协调会，协调的结果由上海市和江苏省各出3亿元人民币，其余大头由国家出资，约30亿人民币开展长江口整治二、三期工程。
在舆论场域，国内外对中国进口的看法一向多元而复杂，其中也包括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早已过时的标签甚至别有意味的指谪。有些流传甚广的说法，确有必要拿出来辨析，也有的则应为其正名。
特朗普总统特别不信任“移民”。在少数美国政治家眼里，“移民”不再是“摇钱树”，也不再是“智囊林”，而是“间谍”“恐怖分子”“小偷”，或是来美国占便宜，揩油的人。特朗普总统忘记或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是美国沾了“移民”的便宜，而不是相反。
尽管媒体把事态渲染得很严重，但事实上新冷战绝非不可避免，它甚至并不太可能发生。中国的底线在于防止混乱和维护党的合法性，抵抗外部干预；而特朗普对此并没有兴趣，他更关心如何让制造业回到美国。
进入20世纪90代，日本开始调整对华ODA政策，援助金额大幅减少，并开始与政治问题挂钩。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对华ODA越来越“变味”，成为在对华谈判中要价和施压的筹码。在这个意义上，两国也需要迈向“后ODA”时代，寻求双向合作的新路径。
当前在实际工作中，那种用孤立、静止的方法看待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观点还时常出现。譬如，有人认为：既然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积极性，那么今天就应该继续“分”下去，实行土地私有化；既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那么今天就要继续缩小和限制政府的作用，把一切交给市场……
事实上，在美国顶尖智库眼里，特朗普退出《中导条约》意在针对中国几乎是明摆着的事。然而，此举真能达到美国想要的效果吗？有研究员指出，对于美国来说，即使把“日增的中国威胁”计算在内，退出《中导条约》也只会让美国处于一个更糟糕的战略位置。
如果美国推行类似的冷战政策，内部矛盾会压垮中国的体制吗？中国经济规模之庞大，它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经济接触程度之深，新技术赋予国家的管控能力之强，应该让那些认为中国会成为下一个苏联的人停下来仔细想一想。
凭着中华文化传统中丰富的政治智慧，凭着中日两大经济体合起来的庞大总量，凭着亚洲崛起西方衰落的历史运势，中日两国真的不能摆脱困局，将双方的关系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正轨上吗？还是注定要再次进入下一个摇摇摆摆敌敌友友的40年？
福山新书《身份》以短小的篇幅上溯古希腊，下抵普京、特朗普，但又犯了历史终结论的老毛病，即假设西方思想具有普世性。这本书算是旧书新论的典型：从鲜有人问津的故纸堆里挑出几页折成纸娃娃，再把它们串起来仿佛就成了历史。福山是个聪明人，但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把这个歪理说通。
如果把台湾经济从依托美国逐步转为依托大陆，那么事情就完全不同。光这么说可能还有点抽象，就以此次参访活动中我们看到的实例来说吧。在参访北京“创业公社”的时候，我们也采访了几位在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代表。不过现场能让记者和他谈起生意的，是一位做AI的年轻人。
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次相比，这次中美关系的大调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前者正处于冷战刚结束，美国的自信心爆棚;而中国开放刚十年，国力羸弱，美国自信自己能控制中美关系的走向。但这次，美国正处于危机所导致的焦虑时期，而中国远非30年前之中国。
